佛教的法，不论中观唯识。大多说理严密细致。只要不带世俗偏见，都是有路径可以通达的。禅宗以无法为法，但禅师们有上堂的开示、小参、晚参、机锋、棒喝、转语、公案、参话头等种种作略。其中许多仍然是有理路可寻，可以使人理解，如六祖的《坛经》、黄檗的《传法心要》及许多禅师的《语录》等；难解或不可理解的大多为棒喝、机锋和转语，但若经说破，也不是不可理解。问题难就难在这里，禅宗的法，一但成了可以理解的，便立即成了“著相”，成了“知解宗徒”而非“本分道人”，要在自己“本分”上‘“顿悟”就极为艰难，甚至不可能了。
         
    人们的这个心真是说不清楚，对常人而言是烦恼生灭心，对佛菩萨而言是菩提真如心，差别那么大，怎么会是“无差别”的呢?怎么会是“一”呢?禅宗三祖僧璨大师在点化牛头法融禅师时说；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何处起?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随心自在，无复对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。”法融受到三祖的点化，成了初唐禅宗的一代大师，以后的“法语”也极其精采特别，对后来的禅宗，特别是石头——曹洞一系影响很大，如“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曲谈名心劳，直说无繁重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今说无心处，不与有心殊。”这里真是与人们的常识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，若用心的时候、恰恰失去了心的功用，不去用心的时候，心的那个功用反而发挥得恰到好处，但是用心和不用心两者又是毫无差别的。但就是这些，正是禅宗大机大用、大开大合、大杀大夺的基点，不明白其中的“机枢”，不明白“万花筒”结构的秘奥，面对禅宗的机锋棒喝，自然就会不知所措了。还有，许多禅师自豪地、真切地感受到：“佛说一切法，为除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站在这个“妙高峰”上，还有什么“浮云”能够遮挡其望眼了。；所以能够“随缘任性。触处皆真”。正因其“不拘一法”，才可演出机锋棒喝等幕幕闹剧、喜剧和哑剧，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注入了难以限量的活力。
         
    自己就是一切，就是成佛的依据，这个力量是如此之大，对被局限在狭小天地中的那个“小我”而言。一旦从中透出，其功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四祖道信大师在十四岁。那年参礼三祖僧璨大师求法时说：“愿和尚慈悲，乞与解脱法门。”三祖说：“谁缚汝?”四祖说：“没有人缚我啊！”三祖说：“既然没有人束缚你，又何必去求解脱呢?”就这么简单，四祖就下悟了。
    再如石头希迁禅师时，有个叫尸利的学生问他：“怎样才是与他人不相干，完全绝对的属于自己的‘本分事’呢?”石头禅师说：“你要问的是你的那个‘本分事’，这可与我无关，问到我这儿来就不是你的那个绝对的‘本分事’了。”尸利又问；“如果不经老师的点明，我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‘本分事’呢?”石头禅师说：“好，我问你，既是绝对属于你的那个本分’，它能丢失得了吗?”尸利在这里于是有所悟入。
         
    再如有个和尚问药山禅师：“怎样才能不被各种外界环境所迷惑呢?”药山禅师说：“外部环境是外部环境。它哪里妨碍着你呢?”这和尚说：“我就是弄不清楚这点。”药山禅师说：“好道，是你自己有所迷惑，怎么能责怪外部环境呢?”这就是迷悟由心不由境的道理，人们若能冲破这道关口，天下没有不明白的道理。     心与境的关系究竟如何呢?上面这则公案从一个角度说，下面这则公案又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结合对照，很能有所启发。
         
    有个和尚问怀让禅师：“如果把铜镜铸成一尊佛像，镜子原有的功用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?”怀让禅师反问他说：“那你小时候的相貌，今天又在什么地方去了呢?”那个和尚又追问：“为什么铜镜铸成佛像后就不能作镜子使用了呢?”怀让禅师的回答极其透彻明了，妙不可言：“虽然不能再作镜子使用了，但万物本来是什么样的，对铜镜或铜佛像而言，还是什么样的，既用不着去改造，也不会受到欺瞒的。”所以，能还万物本原的人，才能还自己的本原。当精神被精神的内容所困绕时，又怎能发挥它的最佳功能呢?同样的道理，人类只有放弃对大自然的粗暴干予时，大自然才能恢复它的“本来面目”，同时人类也才能恢复自己的“本来面目”。认识，有时的确显得是多余的。